在王恒岳走后，新任“大汉四川军政府”的都督蒲殿俊，上任没几天便不顾劝阻，执意要进行大阅兵！
1911年12月8日上午9点，大阅兵在成都东校场外如期进行。
和王恒岳之前得到的情报一样，阅兵果然中途发生兵变，站在检阅台上的都督蒲殿俊、副都督朱庆澜仓皇逃离。乱兵从校场中蜂拥而出，在成都城内四处抢劫。
“一时遍地皆盗，草木皆兵。其被劫情形，自一而再，自再而三，甚至有被抢五六次者。”“锦绣成都，遂变为野蛮世界矣。”
革命革命，那些打着革命旗号的什么保路军，什么旧军官，和土匪又有什么区别？带给成都的不是胜利后的喜悦，而是一幕惨剧。
而在此时刻，魏顺之、蒋乃蔽，也连同大量军官，集合一千五百余士兵，以乱兵名义冲进成都机器制造局、银元局等等各处，几乎将这几个地方的所有机器、物资洗劫一空！
随后，运送着这些物资的士兵，由东门离开成都，在马啸和伍潜龙的接应下，向荣县转移。
在事后的成都损失统计中，记录了成都机器制造局、银元局等等地方损失惨重，几乎成为空室。银元、物资倒也算了，可那些机器却是几代人的心血好容易积攒起来的家当，如今却转瞬化为乌有......
身为军政部长的尹昌衡自乱兵中突围，至凤凰山新军驻扎处，召集几百名新军，慷慨陈词，泪如雨下：“全川存亡，在此一举，只要众军听命，昌衡愿作先驱，生死不计！”
并拔军刀斩断一树，“若有畏缩，同如此树”。
众兵深受感动，愿效死力。于是，尹昌衡率领学生军策马提枪，进入成都平定暴乱。这一年，尹昌衡27岁。
而哥老会的“同志军”也大举进城，四处捕杀乱兵，成都城内一时血雨腥风。
在成都最为紧急的时候，人们又想起了那位退位的总督赵尔丰，他毕竟威望卓著，而且手里还有担任他的警卫部队的3000巡防军。于是，商民纷纷诣尔丰环跪，吁请维持治安。
赵尔丰起初以恐涉嫌疑不便干预，绅民固请不已，此心凄恻万分；又闻军队肆扰不休，若不急行设法，更不知形势要发展到什么地步。
于是，赵尔丰发布了一张布告，要求所有乱兵必须立即回营，既往不咎，否则就军法从事。布告的落款是“卸任四川总督，现在川滇边务大臣”，没有盖印，只用朱笔画了一个“印”字。
兵变当晚，成都城内的三股势力，同盟会、保路运动首领们及驻军军官们，分别召开了三个会议，商议自己帮派应如何在善后中获得更多的好处。
第二天，各派在皇城内至公堂开会。实力最强、腰杆最粗的尹昌衡被公选为都督，而四川咨议局副议长兼哥老会老大罗伦出任副都督。同盟会的董修武则出任总政处总理兼财政部长。
赵尔丰在危机时刻发出的布告，为他带来了极大的麻烦。一些别有用心的谣言，说是他在幕后策动了这次兵变，目的是为了他复辟回任。
对此，愤怒的赵尔丰写了篇《辩诬问》，为自己辩解：“鄙人当大权在手之时，何事不可为，与其破坏于后，曷若不让与先。”
革命党们决定要解决赵尔丰这个对于他们在成都最大的威胁了！
处决赵尔丰的最大理由，是他煽动了12月8日的兵变。但所有的证据都无法显示赵尔丰试图重新夺回被他自己送出去的权力，相反，证据几乎都指向那些指控他、审判他、并且处决他的人们。
最有可能发动兵变的两个人，27岁的年轻军官尹昌衡、34岁的四川咨议局副议长兼哥老会老大罗纶，如愿地坐上了都督与副都督的宝座。但是，那位在总督府的高墙深院内武装隐居的赵尔丰，令他们感到巨大的威胁。而且，他们实在需要做一件事情，在这个软的怕硬的、硬的怕不要命的、不要命的怕耍赖的年代，来为自己立威！
依然忠于大清王朝的边防军，在川滇边务大臣傅华封的率领下，正往成都挺进。有人指控正是赵尔丰密令这位老部下回援成都。
而重庆蜀军政府副都督夏之时，也带着部队西征过来，觊觎成都这块膏腴之地。还没坐热位子的都督和副都督都感到了莫大的威胁，这年头，谁都可能被随时推翻，并安上一个俯拾可得的罪名。而篡位者最怕的就是篡位者同类。
他们决心要借用赵尔丰的脑袋，让自己坐得更稳固些。而赵尔丰依旧无处不在的实力和影响力，都令他们不敢直接动用武力。
于是，尹昌衡单独去见赵尔丰，名义是晚辈向长辈讨教。谦恭的晚辈咨询了很多行政管理上的问题，然后进言道：
“大帅身边还有如此多的卫兵，会引起他人不必要的疑虑和联想，不如先将这3000人交军政府接管，再以军政府名义下令仍驻原地保护大帅，这样就可以杜绝流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