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士敦回到德国医院，发现了溥仪已不在了，大吃一惊，问德国护士：“皇帝在哪里?”
护士答道：“这里没有皇帝！”
他叫起来：“胡说，是溥我把他送到这里的！”后来才明白，这是德国医师棣柏嘱咐医院为溥仪保密的。医院里的人后来认出他来，才告诉了他，溥仪已经去日本使馆了，他很感谢德国朋友的热心，然后又到日本使馆。在这里他又一次出乎意外，因为又发现溥仪不在公使馆，而是在日本守备队司令官竹本大佐那里。
当然，很快也就知道了郑孝胥的活动。
郑孝胥对自己在这次出逃中所起的作用，得意极了。
让郑孝胥如此得意忘形的原因之一，是他在这场争夺垄断的战斗中，胜过了他的暗中对手罗振玉。罗振玉不但没有赶上这个机会，而且竹本大佐这个值钱的关系，也被郑孝胥轻轻拿在手里，成了郑的本钱。郑、罗二人之间的冲突，原来是掩盖在他们与王公们的争夺战后面。而从这时起，开始了他们之间的争夺战了。
不过，庄士敦却在旁不免暗笑。
在那个时代，“使馆区”和“租界地”正是“好客”的地方。溥仪在这里遇到的热情是空前的，也许还是绝后的。
溥仪从“北府”出来的时候，在溥仪的汽车上还有“北府”的两名警察，他们按照当时“要人”们乘车的习惯，站在车外踏脚板上，一边一个，一直陪溥仪到了德国医院。他们后来知道溥仪不回去了，他们不能回去交差，就要求也留在日本使馆。他们得到了准许，作为溥仪的随侍被收留了。使馆主人看溥仪周围有那么一大群人，三间屋子显然是摆不开，特意腾出了一所楼房，专供溥仪使用。
于是，溥仪那一班人马，南书房行走和内务府大臣以及几十名随侍、太监、宫女、妇差、厨役等等又各得其所，日本公使馆里出现了大清皇帝的奏事处和值班房。
以溥仪父亲载沣为首的王公们曾来劝溥仪回去，说“北府”已经安全，国民革命军决不敢任意行事。
但溥仪相信罗振玉他们的话，自己如果还在“北府”，而国民革命军还在北京，是什么保证都靠不住的。
溥仪拒绝了他们。
事实上，王公们也正在向使馆区里找住处，后来有的进了德国兵营，有的进了六国饭店。溥仪父亲一面劝溥仪，一面又在西什库教堂租库房，存放他的珍贵财物，后来“北府”的弟妹们也都跑到德国兵营住去了。
看见日本使馆对溥仪的殷勤照料，连许多不知名的遗老也活跃了起来，他们给溥仪寄钱这叫做“进奉”，供溥仪使用。有的人从外地跑到北京，给溥仪请安，密陈大计。这些表示骨气的，请安的，送“进奉”的，密陈各种“中兴大计”的，遗老遗少们，出进日本使馆的一天比一天多。溥仪的小客厅里陡然间满眼都是辫子。溥仪坐在坐北朝南、以西式椅子代替的宝座上，又接受朝贺了。
许多遗老的心里是对使馆主人怀着感激之情的。他们从使馆的招待上看出了希望，至少也得到了某种心理上的满足。
溥仪在日本使馆住着，有几次由于好奇，在深夜里带上一两名随侍，骑自行车去外游。有一次，溥仪骑到紫禁城外的筒子河边上，望着角楼和城堞的轮廓，想起了溥仪刚离开不久的养心殿和乾清宫，想起溥仪的宝座和明黄色的一切，复仇和复辟的欲望一齐涌到溥仪的心头，不由得心如火烧。
溥仪的眼睛噙着泪水，心里发了誓愿，将来必以一个胜利的君王的姿态，就像溥仪的进关的第一祖先似的，重新回到这里来！
在使馆的日子里，溥仪日日接触的，只有日本主人的殷勤照拂，遗老们的忠诚信誓和来自社会的抗议。
溥仪的野心和仇恨，在这三种不同的影响力量下，日夜滋长着。溥仪想到长久地这样待下去是不行的，溥仪应该为溥仪的未来进行准备了，原先的打算又回到溥仪的心中，自己必须出洋到日本去。
使馆对溥仪的想法表示了支持。公使正面不作什么表示，而池部书记官公开表现了极大的热情。
罗振玉来告诉溥仪说道，他和池部已商量妥当，出洋的事应该到天津去作准备，在这里住着是很不方便的；到天津，最好还是在日本租界里找一所房子，早买好了的那房子地点在英租界，是不合适的。溥仪听他说得有理，也很想看看天津这个大都市，他的主意正中下怀，溥仪立即同意了。溥仪派“南书房行走”朱汝珍去天津日租界找房子，结果看中了张园。
不多天，罗振玉又说，张园那里已经准备好，现在国民革命军在换防，正是个好机会，可以立即动身。溥仪和芳泽公使把这主意说了，他同意溥仪去天津。
溥仪只是有一件事情想不通，为什么从始至终，王恒岳和他的国民政府始终都没有来找过自己的麻烦！(未完待续。如果您喜欢这部作品，欢迎您来起点（qidian.com）投推荐票、月票，您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