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天津小报的记者,叫刘髯公的,也是张园和静园常来的客人,常在他的报上写文章恭维溥仪,他这时也跑来打听溥仪有没有要出关的意思。
溥仪极力地否认了,他于是在报上又替溥仪尽辟谣的义务,正是在同一天,报上登出了这段新闻,溥仪登上了去营口的日本轮船。
不用说,对于高友唐的活动,“静园”陈宝琛这一派人的反对,社会上给溥仪的各种忠告,等等,土肥原贤二是全掌握了情况,作出了估计。否则的话,就无法解释他为什么又使用上最后的“道具”,就是在陈宝琛对郑孝胥大发雷霆的次日,出现的特殊礼物。
那天溥仪正在唾星喷射之下听着“进讲”:
“勿失友邦之热心,勿拒国人之欢心......此乃英雄事业,绝非书生文士所能理解......”
“不好了!”溥仪的“随侍”祁继忠慌慌张张进来说,“炸弹!两个炸弹!”
溥仪吓得从沙发上连站也站不起来了。在混乱中,好容易才弄明白,刚才有个陌生人送来一份礼品。来人放下了礼品就扬长而去。祁继忠按例检视了礼品,竟在水果筐子里发现了两颗炸弹。
在静园上下惊魂未定之中,日本警察和日军司令部的军官拿走了炸弹。第二天,永远缺不了的吉田翻译官来向溥仪报告说,那两个炸弹经过检验,证明是北京兵工厂的。
“宣统帝不要再接见外人了。”吉田忠告溥仪道:“还是早些动身的好。”
“好!”溥仪吓得面色如土:“请你快些安排吧。”
“遵命!请陛下也不要对不相干的人说。”
“不说。我这回只带郑孝胥父子和一两个随侍。”
后来听说,第二天北平晨报上就登出了炸弹是土肥原贤二安排,可是溥仪不记得看到这张报。如果不是有人故意藏起了这张报,那也是由于紧接而来的其他惊险事件把溥仪吓昏了。
那两天溥仪接到了不少恐吓信。有的信文很短,而措辞却很吓人。有一封只有这一句话:“如果你不离开这里,当心你的脑袋!”
更有惊人的,是祁继忠突然接到一个电话。据祁继忠说,对方是溥仪认识的维多利亚餐厅的一个茶房,他警告溥仪这几天不要去那里吃饭,因为有些“形迹可疑的人”,到那里打听溥仪。
这个关心溥仪的朋友还说,他看见“那些形迹可疑的人衣服里面藏有电刀”,更奇怪的是,他还认出那些人都是什么南京政府派来的。
祁继忠他是溥仪从北京带到天津的男仆,宫里遣散太监后,他来到宫里,那时候还是个少年,很受溥仪的喜欢。在天津,他是溥仪最宠信的随侍之一。
溥仪离开天津去东北,他是随溥仪同去的随侍之一,也是其中最受溥仪亲信的,溥仪的举动他无一不知。
紧接着炸弹、黑信、电话而至的,是“天津事件”的发生。日本人组织的汉奸便衣队,其首领之一,是从前那位北京警察总监张璧。
他对华界大肆骚扰,这也是土肥原贤二导演的“杰作”。日租界宣布戒严,迅速断绝了与华界的交通!
静园门外开来担任“保护”之责的铁甲车。于是静园和外界隔绝起来了。当时能拿到通行证的,只有郑氏父子二人。
土肥原贤二这样急于让溥仪到东北,如果不是关东军少壮派为了急于对付他们内部的反对派,而仅仅是怕溥仪再变了主意的话,那就把溥仪的外界影响估计得太高了。
事实上,不但溥仪已下定决心,就连陈宝琛影响下的胡嗣瑗、陈曾寿等人,从溥仪和土肥原会见那天起,态度上也起了变化。
他们已不坚持坐着观望,也开始想主动和日本进行些接触,不过是担心和军人接触靠不住,仍认为还是找日本政府为好。
这些人的变化,心理和溥仪一样,是怕错过了机会,同时,又害怕羊肉没吃成反而惹上一身膻。
这些人对于和日本人交涉的条件,也各有自己最热衷的地方,溥仪最关心的是能不能当皇帝,他们关心的是能不能当上大官,因此主张“用人权”必须在溥仪,至于什么民族荣誉、经济权利等等,是完全可以当做换取自己地位的代价送出去的。
陈曾寿在溥仪会见土肥原贤二后立刻递上奏折,也正是代表了这样一种心情。
溥仪已经下定决心跑了,下定决心投靠日本人了,下定决心去东北完成他的“复辟”了,下定决心不顾一切!似乎只要到了东北,所有的一切美梦都能成真!
而这,却正是国民政府“留声机计划”的一部分!(未完待续。如果您喜欢这部作品,欢迎您来起点(qidian.com)投推荐票、月票,您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